中國歷史上誕生的圣人屈指可數。儒家尊孔子為圣人，道家尊老子為圣人，降一點要求，孟子、莊子也可稱為亞圣。

漢武帝劉徹不是圣人，但在他的那個時代卻英雄倍出，大師云集，也出現了圣人。其中一位刻史成記，名為《史記》，此人便是司馬遷。

《史記》之價值曠古絕今，但其中有幾篇佚散，后雖被“補集”，但仍頗有遺憾。

令人最為遺憾的莫過于漢武帝了，被司馬遷寫得過于真實，結果《武帝本紀》被列入了“原本佚失”的行列。今人看武帝，只能從《史記》與《漢書》的只言片語中略知一二。但盡管只這“一二”，卻已將這個雄才大略的帝王形象展現到極致。

西漢自高祖劉邦始，后傳位劉盈，被呂后亂政，其后文帝以“儉”治國，景帝寬厚，遇“七國之亂”。可以說西漢前一個甲子過得極不平凡。但是景帝之子“劉徹”在“真假詔書”的歷史疑云下，卻用五十多年的時間讓一個時代輝煌，使一個民族從此有了尊嚴，這種輝煌甚至掩蓋了劉邦。

武帝是個開創新時代的偉人。他不走尋常路，善用將相，提出察舉之制，采納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，致力實現大一統，這在當時應是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。首先當時大漢的國情需要大一統，其次對付當時最大的“外患”——匈奴需要大一統。可以說，武帝開創了“不與匈奴和親，以武力對抗暴力”的新時代。

武帝是個治世安邦的能人。他不薄情寡義，但也決不濫施仁義。作為君王，他用自己的方式定國安邦、治家理世。金屋藏嬌的故事家喻戶曉，倘若皇后阿嬌不是一味嬌慣，過于“御姐”，以至影響到武帝定奪政事，武帝也不會“金屋藏嬌”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金屋藏嬌的愿意就是“打入冷宮”。與此相對的是，在對待自己真心喜愛的李夫人、鉤弋夫人他都能有始有終、從善相待。對后人詬病較多的“司馬遷事件”，我以為武帝有他自己的道理。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，全國萬眾一心抗擊匈奴，幾百年來一直被匈奴騷擾不止的時代即將成為歷史，這時出現一個“貌似叛敵”的李陵，無論如何都是令人不能容忍的。何況漢時的中國，“武士精神”還頗有市場，被擒而自盡以示報國層出不窮，誰又有證據證明李陵不是叛敵而是“佯叛”？司馬遷“不識時務”，亂諫一通，怎能不讓武帝大怒，讓李陵一家受罪，自己受辱？與之相反，為何東方朔等人之諫武帝就能接受，那是因為武帝并不是一個專權的皇帝，他懂得運用群臣的智慧，發揮集體的力量。

武帝是個氣場強盛的爺們。漠北之戰，固然衛青、霍去病創下定鼎之功，但這千秋霸業非漢武帝做不來。當武帝還被稱為劉彘時，他目睹了自己的親姐姐被父親送到匈奴和親以免戰事。他當時便立下誓言要“馬踏匈奴”。怎料他登基后，對匈之戰困難重重。一方面匈奴內部發生變化，新單于伊雅更加殘暴，不僅殺漢使，還要接受西漢“和親之俸”；另一方面漢邊境屢遭騷擾，漢王朝內部“七國之亂”，文景二帝用勤儉節省下的財富與糧草遭到了很大的削減，加之武帝尚且年幼，竇太后等的專權，使皇權受到極大的限制。而就是在這艱難的環境下，武帝力排萬難，使國家強大，把匈奴逼退到漠北之外，從此大漢北方無憂。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，中華民族的尊嚴傲然立于世界的東方。